27/1973年正月十三

夹着一封不成样的信封里，上面是串北京地址。即便不是嬢嬢笔迹，无论如何，他打算先打个电报，托北京的朋友帮忙找找。

    尽管他这么说了。

    尽管他给她带来了一点希望。

    杜蘅心里不详的预感仍然在膨胀，无休无止，像宇宙不断膨胀一样，膨胀到使现实觉得十分拥挤，无地容身。

    她惊觉北京竟是这么遥远的地方。

    她还保有做囚犯的自觉。

    从来不敢联系绍兴家中，担心自己的成分会给本就艰难的嬢嬢祖父再添麻烦，她不能这么做。

    直到今年年后收到嬢嬢迟到四年的报丧来信，才敢把绍兴，把嬢嬢拿出来想一想。

    在这之前她从不敢想从前，更不敢想绍兴。

    “北京，太远了。”

    杜蘅闭了闭眼。

    太远了。

    哪怕嬢嬢在那里，她也到不了。

    何况嬢嬢未必就在那里。

    但陈顺说，就现在，他带她上场部邮电局，拍电报。

    他一刻也等不了，像军人听见他的集结号。

    而她的寡默，就是他一生最警备的号角。

    他粗疏的话如果经过修饰，会美得像宇宙所有星辰同时在打闪。尽管不修饰也很美。

    他说，他的情绪长在她情绪上，她难受，他b她还难受，她心急，他b她还着急。

    杜蘅问：“像寄生关系？”

    “啥是寄生？”陈顺蹬着自行车，叮嘱她如果觉得冷，可以藏进他的大衣里，听到寄生的解释后闷闷笑了，“你懂的多，话b我的JiNg细。”

    他的情绪依附她的情绪活着。